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。据统计，从1980年到2019年，我国铁路、公路、国际航线万公里、501.25万公里、401.47万公里，分别增长了1.62倍、4.64 倍、48.44倍。高速公路更是从无到有，2000年我国仅有高速公路1.63万公里，到2019年就增加到14.96万公里，位居世界第一。

　　在港口建设方面，我国也取得了同样瞩目的成绩：从1980年到2018年，我国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、港口码头长度、码头泊位数分别从21731万吨、55066米、437个增长到922392万吨、876523米、6150个，分别增长了6.3倍、3.3倍和2.5倍。特别是万吨级泊位，从144个增长到2019个，在短短40年时间内增长了13倍。目前，在全球前十位大桥中中国占据8座，在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国占有7座，中国的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里程均位居世界第一。

　　我国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，从多个角度促成了“中国奇迹”：（1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交易成本，改善了生产条件，促进了生产发展；（2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全社会投资，拉动了国内需求；（3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消费升级，促进了消费发展；（4）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了资金、技术和管理能力，提升了经济竞争力；（5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政府效能，改善了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；（6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居住环境，提高了居民幸福感；等等。优良的基础设施，便利的生产、生活条件，在改变中国面貌的同时也重塑了中国在世界眼中的形象。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，一方面归结于工业化、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拉动，归结于对外开放，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内在需要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特殊的制度安排。具体如，在道路、桥梁、港口、航道等建设领域引入“使用者付费”制度，通过“建设、付费还贷、滚动发展”，缓解了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不足的瓶颈制约；还有，依托独特的土地所有制安排以及土地使用权“招、拍、挂”制度，城市政府得以尽可能多地获取了城市化发展蕴含的级差地租收入，从而为“城市经营”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但上述道路、桥梁、港口、管道等基础设施，都是传统概念上的基础设施。今年（2020年）3月4 日，中央局会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工作，明确提出要“加快5G网络、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”。5月1日，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短视频，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和内涵做了简要解读。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权威说法，新型基础设施“具体指提供数字转型、智能升级、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”。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：一是信息基础设施。具体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。主要包括：以5G、物联网、工业互联网、卫星通信为代表的通讯网络基础设施，以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，以数据中心、智能计算机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。二是融合基础设施。具体指深度应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、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、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。主要包括智能交通、智慧能源等。三是创新技术设施。具体指支撑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产品科研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。主要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、科教基础设施、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。

　　比较新型基础设施和以道路、桥梁等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，可以发现两者既有共同之处，又存在明显的差别：

　　从共同之处看，无论是传统基础设施还是新型基础设施，它们都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基础性结构，都与私人生产与消费活动高度互补。并且，无论是传统基础设施还是新型基础设施，都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，服务提供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外部性，都要受到政府严格的监管。

　　但新型基础设施又具有若干新的特点：首先，新型基础设施更新步伐快、技术密集，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；而传统基础设施技术稳定，服务期限长，属于资本密集型投资。其次，新型基础设施是和新兴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以5G通讯网络为例，目前5G应用场景主要是智慧工厂、无人驾驶汽车、智能家居、远程医疗等。但无论是哪种应用场景，都是庞大的、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在上述庞大的产业系统中，5G通讯只是“不可或缺”的一环。在应用场景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超前布局5G网络建设，很容易出现“单兵突进”的局面，最终导致严重的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。再次，与新型基础设施相关联的应用场景（新兴产业），是新兴事物，在技术路径、商业模式上存在高度不确定性。这也给新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投资带来严重风险。因此，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，以平衡由政府主导模式的内在缺陷和不足。最后，应该看到，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供给和需求更加变动不居，相应地，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外延也处在不断演化之中。今天，被视作新型基础设施的是5G通讯网络、新型计算技术、智慧能源、智慧交通等；将来，随着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态势的改变，与生命科学、健康管理相关的基础条件也完全有可能被纳入新型基础设施的范畴。

　　和新科技密切相连的技术特点，决定了谋划“新基建”必须要着眼于国内外科技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大局。只有把建立于新基建之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消费业态和社会管理模式纳入通盘考虑，新基建才能走上科学、高效、可持续的发展道路。

　　以“自动驾驶汽车”为例，自动驾驶汽车至少可以分为感知、通讯、计算、车辆控制四个子系统。其中，感知系统主要由摄像头、激光雷达、毫米波雷达、雷达等组成。汽车通讯系统主要由车联网系统、高精度地图组成，计算平台主要有数据处理芯片、算法和软件等要件；而车辆控制系统则要把电脑指令转化为各种车辆驾驶动作，具体如刹车、转向、灯光、加油、开门、停车入位、锁车报警等。相对于各个子系统，每种关键零部件、元器件或控制软件，又都存在多个产品供应商。此外，自动驾驶汽车要想上路，还需要获得社会消费者的认可，获得道路安全管理部门的认可，获得技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认可。因此，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，绝不是简单的、若干个汽车制造商之间的激烈竞争，而是涉及若干个庞大生产体系（有可能是汽车商牵头，也有可能是由其他公司牵头）的竞争。要想在激烈的“自动驾驶汽车”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，需要切实树立系统观、整体观，从产业生态、创新生态的视角去谋划自动驾驶汽车及相关基础设施（如5G网络、关键零部件、计算软件）的发展。相应地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在上述产业发展背景下进行谋划。

　　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，要追求经济体系效能的最大化，就必须把“举国体制”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。既重视发挥政府的协调、引导作用，又尊重研发机构、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。只有把企业、政府、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，才能形成推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蓬勃动力。

　　今年初，摩根斯坦利公司曾发布研究报告《中国城市化2.0：新基建机会手册》，认为中国在城市化2.0时代将存在发展城市群、建设智慧型城市、农业现代化三个大的发展趋势，由此将导致以城际轨道交通、AI与数据中心、5G基站、工业物联网、超高压、电动汽车充电桩为代表的新基建规模将从20172019年平均每年1000亿美元，增加到20202030年平均每年1770亿美元。并且，城际轨道交通、工业物联网建设领域私人资本参与率将分别从25%、30%提高到50%和60%；电动汽车充电站、AI及数据中心领域私人资本参与率也将维持在75%和44%的水平。上述“新基建”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定义存在明显差别，但由此也可管窥“新基建”所蕴含的广阔发展前景。

　　面对如此广阔的市场前景，传统企业如何才能在“新基建”中分一杯羹呢？以石化企业为例，在笔者看来，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入手：

　　一是对传统的生产、流通渠道进行数字化提升。应当清醒地认识到，信息化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应当在前一时期普遍引入办公软件、互联网管理系统的基础上，积极推进“智慧化工”“智慧物流”建设，打造“行业样板”工程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；并因势利导，把上述潜在优势引申、发展成为新的商业模式、业务增长点和收入来源，如基于“互联网+”的实践，在传统石化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（石油）化工领域“智能生产方案”提供商、化工品“安全运输方案”提供商、“安全生产方案”提供商等。

　　二是慎重推进业务“多元化”，稳健参与“新基建”、新兴产业业务。应当看到，石化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，其生产特点是规模化生产、标准化流程、单一化产品，由此形成了“以机器效率为核心”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；而新基础设施、新兴产业则属于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，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，由此形成了“以人为本”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。石化企业在开展“多元化”经营时，必须妥善解决不同产业、不同企业之间在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方面存在的巨大冲突；否则， 企业“多元化”战略就有可能流于失败。因此，需要从资源、能力的视角切入，理性分析石化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，如销售网络、客户群、市场需求、品牌吸引力、人才资源等，在充分了解自我的基础上，深入考察新的业务领域的特点和要求，深入考察潜在合作伙伴的战略资源和核心竞争优势，深入考察企业战略合作后的业务和文化整合。具体如，考虑到石化系统庞大的销售网络，企业可以把智慧物流、智慧零售作为一个发展方向。也有人会想到和国家电网等公司开展战略合作以发展智能充电系统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好的思路；但要把上述创意落到实处，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（如充电桩的技术标准、电力网络的配套、电动车的普及等）。只有把前期工作做实了，这种战略合作才能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。

　　三是拓展资金投资空间，分享新基建、新兴产业发展成果。成熟产业的企业通常都具有相对充沛的现金流。石化企业可以设立投资基金，以如下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“新基建”，充分挖掘“新基建”的投资机会：其一是以PPP方式投资新基建，独自或与商业伙伴携手通过参与政府新型基础设施工程， 获得发展机会；其二是投资新兴产业。找准切入点，在新兴产业集群科学筛选投资对象，战略性投资“私人投资项目”，分享新兴产业增长成果；其三是积极参与资产证券化交易，从传统基建项目中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。传统基础设施的上述投资机会，虽然不属于新基建投资，但上述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鼓励“新基建”发展的一个后果，因此，笔者将其看作“变相”参与了“新基建”的投资机会。